前不久，因舅家有事，我驾车去了赵窑村。赵窑村的人大多姓赵，过去都住沟内崖边的窑洞里。妈妈70多年前就是从这个村，翻山越岭，嫁到十多里外的雷沟村，开启了她又一种生活。

    妈妈在赵窑村的情况，现在没人说得清。但自打嫁到雷沟村，她就成了远近公认的“铁姑娘”。

    “铁姑娘”这个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专是指那些干活不让男子，性子硬气、不怕苦累的女性。妈妈嫁到雷沟村，就成了村里最能干的媳妇之一，很快成了村干部。这时，公社各处都兴起农田水利工程。妈妈带着村里群众先是在西洪阳的茹村打机井，然后又到营里沟修水库——如今那里还留着当年的大坝遗迹。她干活冲在前面，组织有条有理，让在场的人都十分佩服，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头，成了好多人心里抹不去的印象。

    一年多后，妈妈不再做村干部了，因为手巧，去公社裁缝铺做裁缝。这期间还遇到一件险事：西洪阳村的老刘坐在椅子上等新衣服，墙上垂落的电线线头突然掉在他身上，触电的他僵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只会直着嗓子喊，旁边的人都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正在忙碌的妈妈走过来飞起一脚，蹬倒老刘的椅子，垂落的电线从他身上弹开，老刘这才得救。后来，老刘逢人就说，若不是雷沟赵桂香，自己早就没命了。

    妈妈一生养大了六个孩子。那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差，生孩子是闯鬼门关，养孩子更是耗一辈子的心血。打我记事起，家里就一直为孩子买药打针。作为父母，提心吊胆，晚上常常因为孩子生病而彻夜不眠。那时粮食少、收入没着落，生活比较艰难，父亲常常长吁短叹，但在我印象中，妈妈似乎很少因为这些叹过气。这无疑给幼小的我们增加了直面社会的勇气。

    孩子多了，衣服被褥都成了问题。家里纺花织布忙碌不停。我们家有两台纺花车，一台较新的是妈妈的，放在下屋厨房的窨子旁。一台比较旧的是奶奶的，放在堂屋东南角。我们上学回来，有两件事常做，一件是坐在一起剥玉米，另一件就是帮妈妈搓花节。有时妈妈纺花纺得很晚，我们睡醒一觉，她还在那里纺。线纺后，框线、浆线、拐线、经线，印线上织布机，掏头织布。然后，染色。有的环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经线。妈妈一手操起四五根线，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手中舞动着彩线仿佛是舞动着整个世界。

    我参加工作几十年，除了结婚等人生大事外，从来没有因事请过假，现在想想，是老家的父母总怕我离家远来回折腾，家里有事能瞒就瞒着我。有一次，我趁假期回到家里，发现妈妈说话有气无力，我问怎么回事，她只说没事。后来我遇到西院的堂嫂，才知道妈妈已经感冒发烧一个多月，晕得下不了床，这两天才稍好点。我心里一下揪紧，回去追问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她只说：“不值当跑这一趟。” 随着父母年龄增长，身体每况愈下，我担心他们缺钱才不吃药看病，于是每次回去都会留点钱，嘱咐他们有病买药，没病买点好吃的。然而，就在妈妈去世前一年，她把我兄弟几人叫到跟前，拿着几个存折递过来说：“这是你们平时给家里带的钱，除了行人情之外，我让存下来。你们有了孩子花钱地方多，现在我们跟着你们吃饭，也用不着了！”我又生气，又心痛，推脱了好长时间，才接过来，转过身，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总也止不住。

    邻居们常称赞我是个好女婿，好女婿的背后是父母的体谅在支撑。岳父母只有妻子一个女儿，岳母又因为类风湿下不了地，老两口便经常住在我家。岳母去世后，妻子便时常把岳父接来同住。我看父母亲年岁大，也想把他们接过来，但他们却总说自己身子骨还硬朗，让我们先照顾好岳父。岳父去世后，我也接近退休年龄，终于实现了把父母接到家里住的愿望。但是这时，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从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铁姑娘”的影子。很快，我也办理了退休手续，便和兄弟几个商量，如何从根本上改善母亲的身体，弟弟也绞尽脑汁拿出一套方案。父母在我家时，我把全身心都放在这个事上，妻子也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做一些适合他们口味的饭菜，母亲精神状态也逐渐变好。正当我满怀期待的时候，母亲却查出了致命病灶，仅仅几个月，母亲就告别人世。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