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底，我离开了家乡——安徽当涂采石镇，流亡武汉。那时的武汉抗日救亡的声浪高涨，也激起我热血沸腾和满腔仇恨，决心投身抗日战场。但怎样才能投入抗日战场呢？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的同学来找我，说是光未然正在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并且准备到延安去，问我愿不愿参加。我高兴极了，跟着他们到了武昌巡道岭8号。这里已经集聚了10多人，有从上海、平津来的，也有武汉本地的，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亡青年，多半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和职业青年。虽然素昧平生，但共同的灾难和命运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见面就亲如兄弟姐妹，同吃大锅菜，同睡一地铺，一起排练节目，一起讨论时事。后来我才清楚，这是光未然领导的“拓荒剧团”影响下组织的救亡团体。

    在武汉，我们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大游行，在街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街头剧，夜以继日，不知道什么叫劳累。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使我们感到，我们以自己的行动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1938年春天，我们已定名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七队”，开赴湖北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这年夏天，我们巡回宣传到襄阳、樊城，这时队里已经有了秘密的共产党小组。“七七”抗战周年前夕，我们返回武汉。此时，经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国民党的斗争，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直接领导下，收编抗日救亡团体，将大批爱国青年组织起来，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我们“话剧移动七队”改为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之后在武汉昙华林经受了短期的军事政治训练。在结业典礼上，我们听到了周恩来的演说，耳目一新，深受教育，我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于这位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人，更是肃然起敬。我们当时想：参加抗演三队就是和共产党在一起了。

    演剧队经过集训后，分赴各个战场。1938年9月9日，抗演三队从武汉出发去第二战区，即阎锡山管辖的山西敌后。那是一个艰苦的战区，但靠近延安，正符合我们的心愿，于是愉快地踏上了征途。1939年2月，我们终于到达延安，我们的愿望实现了。到了延安，就好像到了自己的家，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舒服，呼吸到的空气都是新鲜的。兴奋和欢乐，激发了我们演出的热情和创作的灵感。《黄河大合唱》就是光未然到延安之初和冼星海共同创作的，由我们首次演出，并获得成功，轰动了整个延安。

    在延安短短的3个月，我们受到了生动实际的关于党性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后来根据工作需要，我们重新回到二战区。离开延安之前，中央组织部明确三队支部是他们直接联系的特别支部。特支经常对队员进行国际、国内形势的宣传和教育，队里划分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学习组。我们对革命文艺工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原来大多认为，无论戏剧、音乐、美术或文学，只是一种宣传抗日的手段。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后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践的感受才逐步认识到，文艺活动不只是宣传抗日救亡的武器，它本身也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学习它、熟练地掌握它，才能运用它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这个认识的转变，使我们懂得革命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了革命事业心。大家有了共同的理想，对巩固团结和教育提高我们这个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我们住在河南渑池县的常村，用半年多的时间学习和总结工作，为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作好思想上的准备，这在抗演三队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特支领导工作上一个提高。

    从1938年到1946年，我一直在抗演三队。当年处于地下环境中的中共抗演三队特别支部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成为这个队的核心，以强大的凝聚力，将全队队员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出色地实现了党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刊于1988年《湖南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