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师范毕业，回到卢氏县磨口中学。由于头一年洪水冲毁了校园，学校不得已拆分为三处教学点，一年级被安置在曲里村的莫氏祠堂里。

    祠堂在村北头，粗糙的土木结构，稳踞在高台上，坐北向南二进院落，后院是村小学，前院是村部。初一两个班，占用了前院的西厢房。一截工字钢，吊挂在屋檐下，通体赭红，腹板有一块银白锃亮。天未破晓，短促的钟声便脆生生响起，催促着娃们提着裤子飞奔进校门。

    校门外横着一道水沟，沿沟一线土路。往右，崎岖土坡的尽头有三间土屋，绕墙一圈麦秸秆地铺，墙上钉满木橛，挂着自带的馒头和瓶装酸黄菜，这是男生宿舍。往左，穿过村中间的砂石路，缓坡下是砖木民房，教学点六位任课老师，全租住在村民家里。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备齐了教学“三件套”：水靴、手电筒和蜡烛。下雨天泥水没到小腿肚，乡村的夜比墨汁都黑，晚自习、查寝离了手电筒准会栽到水沟里。停电是常事，每人一个墨水瓶改制的烛台，蜡泪层层叠叠凝成琥珀雕琢的蓓蕾。

    英语老师紧缺，我爽快地接下了英语课。乡下学校初中才学英语，孩子们眼里满是好奇。我便从电影里的摩天大楼和飞驰列车讲起，山外的世界很精彩，如果不想自己一辈子焊在山沟，去重复父母汗水摔八瓣、双手磨厚茧的日子，不想下一代延续赤脚扛柴火来学校抵学费换饭票的生活，就只有读书这一条捷径，而英语，便是走出大山的工具课，也是最好拿分的主科。我讲得铿锵有力，孩子们听得两眼放光，这种炽烈状态差不多延续了整个学年。期末全县30多所初中统考，我带的英语历史性闯入前十五名，下学期更进一步，冲进全县前十。

    刘老师家就在村里，他负责教学点整个后勤，经常手忙脚乱，但敲钟时间卡得很准。他满脸皱褶，肋骨根根分明，眼睛眯成一条缝，奋力挥动钢筋锻成的钟锤：“山里苦焦，我得把娃们敲醒！”

    醒来先跑早操。穿村路向北的尽头是水电站，一来回二三公里，老师轮流吹着哨子领跑。刚泛出鱼肚白的天空被黑黢黢的群山围割成一张清冷的大饼，孩子们缩紧脖子，咳嗽声响成一串，霜盖的麦秸、豆秆儿在脚下“咯吱”作响。等到折返，队伍如同解冻奔涌的洛河，人人头顶腾起了白雾。星星惺忪着眼睛遁去，琅琅书声响起，沉睡的村子缓缓苏醒过来。

    学校只配一本教材和参考书。我趁周末前往市区，买了一大兜配套磁带和练习册。返程赶到县城已近黄昏，接下来30公里沙石路，夜幕很快吞没群山，山风裹着雪粒劈头盖脸砸下来，路面转瞬间就成了溜冰场。自行车链条崩断，我把破碎的罐头和糕点全扔掉，只把教学资料层层包裹，牢牢捆扎在后座上。茫茫山野，风雪呼啸。18岁的我第一次被恐惧攫紧，心底一遍遍默念：吾命休矣！不知道在风雪里挣扎了多久，远方终于亮起一星微弱灯火。我抠起石块砸向农户山墙，情急之下接连呼喊几位旧友的名字，终于，几盏手电的光束相继晃起，见到初中老同学随房兄那一刻，浑身冰碴的我泪水夺眶而出。第二天中午，我徒步10多公里赶回学校，生平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劫后余生的狂喜。

    当天下午走上讲台，盯着上课发呆的邻村小弟，我扬手把粉笔头搓成粉末，终究没有掷过去，他反倒手足无措，涨红了脸。许多年后回村，他门牙豁着洞，迎上来讪讪地笑：“学习没吃的苦，打工都补上了。初中只记住了一句你教的英语歌——屯苦屯苦累都死哒（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一闪一闪亮晶晶），确实好听。”

    住室几面透风，炉火时燃时灭，寒冷渗进骨头缝里。屋角有一台脚踏琴，白天批改作业倦了，一人弹奏声响，其他人便循声围拢过去，夸张地拍手跺脚合唱，《敢问路在何方》《血染的风采》《枉凝眉》……琴声歌声与猪哼牛哞齐鸣，少年意气与青春旋律齐飞，汹涌的热情几乎要掀翻屋顶，引来屋外窗户上爬满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无数个夜晚，一瓶白酒、一包方便面，拧下电灯泡的黑开关盖，同室哥儿仨裹着被子围坐在床，“明七暗七”数字游戏走起，一口白酒一捏碎面，很快面红耳赤、东倒西歪，那些漫漫长夜酿成了今生最是温热香醇的旧梦。

    第二年，为了生活，我奔赴异乡，从此告别三尺讲台。

    转眼37年过去，村里的炊烟仍然扭缠在一起，依偎在新楼顶上飘，像鼓起村民腰包、把一座座山坳缝在一起的连翘藤。新校舍早建起来了，几乎与城里的无异。钢轨钟已不知去向，可每当风起时，那钟声似乎还在我耳边悠悠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