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早已跳出蜀地儿女踏歌传情的简单表白，突破了传统竹枝词吟咏风土、借歌表意的本来意象。

    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唤起的不只是六朝金粉、十里红妆，也不止于世事轮回、沧桑变迁的怀古感慨。

    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超越诗人个人仕途坎坷、荣辱沉浮的拼搏与抗争，升华为看淡得失、跳出小我、放眼时代大局的开阔胸襟。

    一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流传千年、雅俗共赏。时至今日，一间小铺、一个小店若挂上一幅《陋室铭》，格调便陡然提升，顷刻间步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儒商境界。

    这些经典诗篇皆出自一人之手，那就是被世人誉为诗豪的中唐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祖籍洛阳。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早年入节度使杜佑幕府；杜佑入朝拜相后，刘禹锡随之入朝，任监察御史。贞元末年，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变法失败后屡遭贬谪，长达二十三年。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并称“刘白”。

    刘禹锡与三门峡，确有一段深厚的文化渊源。

    刘禹锡的名与字，皆出自《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锡”通“赐”，意为上天将玄圭美玉赐予大禹，宣告其治水大业圆满告成。相传刘禹锡母亲怀胎十月时，梦见治水先贤大禹，其父刘绪查阅典籍后，为他取名禹锡，字梦得，寓意此子是梦中大禹所赐，承上古圣贤灵气而来。

    而大禹治水最波澜壮阔的壮举，便是斧劈三门、疏导黄河，此地正是今天的三门峡。刘禹锡与三门峡的缘分，更多是落在了他历经陕虢大地留下的诗作之中。

    刘禹锡与三门峡的交集，最早见于他人生第一次被贬谪途中。永贞革新（805年）失败后，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在远赴贬所途中，途经湖城驿，触景生情，写下《秋晚题湖城驿池上亭》一诗：

    秋次池上馆，林塘照南荣。尘衣纷未解，幽思浩已盈。风莲坠故萼，露菊含晚英。恨为一夕客，愁听晨鸡鸣。

    湖城，汉代为湖县，北周改称湖城，唐属虢州，湖城驿旧址就在今灵宝市函谷关镇阌乡村。这里是唐代崤函古道长安、洛阳两京要道上的核心驿站，风光清幽，亭台池榭、驿馆马坊齐备，历代无数文人在此驻足题咏。

    这首诗从时节、地点、驿馆环境、亭台风物层层铺展，由秋日池塘、风莲、露菊等清雅秋景落笔，最终落脚于羁旅匆匆、一夕即行的无奈。全诗对仗工整、气韵沉敛，清冷而不颓丧，忧思却不偏激，于羁旅愁绪之中，透出诗人高洁自守、内敛沉郁、不卑不亢的品格。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古道驿馆的苍凉古朴之美。

    刘禹锡因陕州这片故土故人写下的另一首重要诗作是《送王司马之陕州》：

    暂辍清斋出太常，空携诗卷赴甘棠。府公既有朝中旧，司马应容酒后狂。案牍来时唯署字，风烟入兴便成章。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

    诗中赴陕州上任的王司马，便是唐代诗人王建。

    王建家境贫寒，自幼勤学苦读，以勤补拙，终学有所成。贞元十三年（797年），王建投笔从戎，北至幽州，南达荆州，辗转从军十三年，饱经漂泊之苦，恰如他《别杨校书》中的‘从军走马十三年，白发营中听早蝉”所寄寓的沧桑心境。

    后来，王建出任陕州司马，为陕虢观察使的属官，属清闲副职。世人尊称他为王司马，其诗文集也定名《王司马集》。王建诗名虽不及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文坛大家，但他为人谦和、处事恭谨，深受一众名士赏识。提起王建，当代人或许陌生，但他那首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则以语言质朴、贴近民间而家喻户晓，入选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流传千古。

    王建赴陕州任职后，众多文人纷纷赋诗唱和。刘禹锡的这首赠诗，满含对老友的款款深情。彼时王建已是花甲之年，从朝廷太常寺丞外放陕州任闲职，刘禹锡特意宽慰老友：任此职公务清闲，公事来时只需署押文书；陕州风光绝佳，风烟入目便可提笔成章。这里地处长安、洛阳两京要道，往来文人雅士云集，相逢便可诗酒唱和、尽兴抒怀。短短几句劝慰，是知己之间的体恤与慰藉，是文人间的理解与相惜。情真意切，用心良苦。

    839年，唐开成四年，刘禹锡时年67岁，身在洛阳闲居，已远离政坛的诗人先后给陕州两任陕虢观察使孙简、姚合写下酬答之作。

    第一首是写给孙简的《寄陕虢孙常侍》：

    南宫幸袭芝兰后，左辅曾交印绶来。多病未离清洛苑，新恩已历望仙台。关头古塞桃林静，城下长河竹箭回。闻说随车有零雨，此时偏动子荆才。

    第二首是写给姚合的《寄陕州姚中丞》：

    八月天气肃，二陵风雨收。旌旗阙下来，云日关东秋。禹迹想前事，汉台余故丘。徘徊襟带地，左右帝王州。留滞悲昔老，恩光荣彻侯。相思望棠树，一寄商声讴。

    孙简与姚合，先后在陕虢观察使任上收到刘禹锡的诗作。孙简于开成四年（839年）二月至八月任职陕虢观察使，姚合于同年八月接任。要读懂这两首诗，需先了解唐代陕虢观察使的来历与地位。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安史之乱期间，朝廷为扼守长安、洛阳两京咽喉，设立陕虢节度使，治所陕州（三门峡）统辖陕、虢二州。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朝廷为削弱藩镇兵权，裁撤内地多数节度使，陕虢节度使亦改为陕虢观察使。辖区大致包含今日三门峡全境，以及山西运城南部平陆、芮城等地。观察使总揽辖区行政、民生、防务、漕运、交通、监察等大权。陕虢地处两京咽喉，是朝廷重地，此职一般不授武将，多选朝中重臣、文坛名士外放担任，品级为从三品至正五品下。

    先来解析刘禹锡赠孙简一诗。

    刘、孙二人皆出身清贵，同朝为官，又先后担任过礼部郎中，早年便有交集。此时刘禹锡年老多病，闲居洛阳；孙简荣升陕虢观察使，镇守关中门户。诗中描绘：函谷关、桃林古塞安宁祥和，陕州城下黄河蜿蜒奔流，山河壮阔。听闻您赴任陕州，政声卓著、深得民心，正是承袭孙氏家族文才政略大展宏图之时。

    全诗追忆二人早年同朝为官的情谊，赞美孙简的才干与朝廷对他的信任，高度肯定其治陕的能力，言之凿凿诚恳有加。刘禹锡与孙简属同僚之交，并非挚友，诗作彬彬有礼、庄重克制，隆重而客气，谦恭而不卑微，尽显文人之间得体的官场酬唱之风。

    再看写给姚合的诗作。姚合接替孙简出任陕虢观察使，与孙职位相同、身份相当，但两首诗的气韵与情感显然有别。写给孙简的多是官场客套、往事追忆；写给姚合的，几乎没有虚礼应酬，处处是真情流露，字字皆叮咛嘱托，诗中更敢袒露内心真实心境，情感真挚动人。

    刘禹锡生于772年，姚合生于779年，刘禹锡年长姚合7岁。姚合初入仕途时，刘禹锡早已名满朝野、文坛称雄。早年姚合多次拜谒、追随刘禹锡，仅拜谒诗就有多首，其中“仰德多时方会面，拜兄何暇更论年”最为出名，言语间满是崇敬与仰慕。

    两首诗都大量引用陕州、三门峡的历史古迹与地理风物。诗中“关头古塞桃林静”，关头即函谷关，桃林即今灵宝。“桃林”历史悠久，出自《尚书》，周武王灭商后“放牛于桃林之野”；春秋设桃林塞；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桃林县；唐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在函谷关尹喜故宅掘得灵符，遂改元天宝，桃林县赐名灵宝县，名称沿用至今。

    诗中“二陵”，典出《左传》：“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避风雨台也”。南陵，便是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的夏后皋墓。北陵，在今陕州区硖石乡王家寨村北，原有石刻。崤即崤山，今天三门峡俯拾即是以“崤”命名的道路、建筑等。

    “禹迹想前事，汉台与故丘”一句，禹迹指大禹治水遗迹，汉台则藏着一段西汉巫蛊之祸的悲惨往事。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宠臣江充制造巫蛊大案。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武帝晚年多病，江充唯恐武帝驾崩后自身遭祸，便谎称武帝病因巫蛊作祟。武帝命其彻查，江充借机诬陷太子。太子为自保起兵诛杀江充，武帝震怒，命丞相刘屈氂围捕太子。太子携二子逃至湖县泉鸠里（今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被追兵围困，太子刘据悬梁自尽，二子一同遇害，太子生母卫子夫亦自尽身亡。此案累及四万七千人。

    后来汉武帝查明真相，诛江充三族，处死相关奸佞，并在湖县当地（今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修建思子台，以念太子。至唐代，思子台已倾颓荒废，仅存遗迹，便是诗中所咏的汉台故丘。

    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班固在《汉书·武五子传》称“巫蛊之祸，岂不哀哉。”白居易曾用诗句精准点评：“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

    尾句“相思望棠树”，化用召公甘棠遗爱的典故，遥望甘棠古树，寄托对友人姚合的思念，也暗含对友人在陕州施行仁政、惠泽一方的期许。

    从大禹治水的文化缘起，到湖城驿的羁旅题咏；从送别王建的深情赠诗，再到晚年寄赠孙简、姚合的酬唱之作，这位被称作“诗豪”的刘禹锡，一生数次途经陕虢大地，以诗文镌刻山河，以文脉联结古今。他与三门峡的渊源，跨越千年，依旧在崤函古道、黄河岸边，静静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