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有课外书可读，没有电视可看，收音机便是我童年里唯一的慰藉与乐趣。

    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清贫，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都没有。好在各家各户都装了小广播，虽说只在固定时段播出，却牢牢牵住了我的心。每天中午十二点的小说连播，是我最期待的时光。我听过路遥的《人生》，听过《夜幕下的哈尔滨》，也听过《她的代号叫白牡丹》。小广播还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准时的清晨闹钟，每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我们便赶紧起床、洗漱，整理妥当，准时去上学。

    可小广播不能全天播放，也无法随身携带。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便携、能自由选台，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每每看到村里人捧着收音机，听着戏曲、放着歌曲，我心里满是羡慕，拥有一台收音机的愿望，也愈发强烈。

    后来，酷爱钻研无线电的大姐夫，亲手为我们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木质的外壳，开关竟是用墨水瓶盖做成的，音质算不上好，可在我们一家人眼里，它比什么都珍贵。我和哥哥姐姐每晚都为选台争个不停，都想霸占这台宝贝。好在下午放学后人少，我总能独享片刻时光。年纪尚小的我，格外钟情《小喇叭》和《星星火炬》，每当那句稚嫩的“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嘀嘀，嗒嘀嘀，嗒嘀”响起，我便满心欢喜。曹灿老师讲的《猪八戒吃西瓜》，是我最爱的故事，后来读《西游记》才发现原著里并无这一回，却丝毫不减我对它的喜爱。

    再后来，家里条件渐渐好转，我们终于买了一台真正的收音机。随着年龄增长，哥哥姐姐也不再和我争抢，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独自聆听。小说连播依旧是我的最爱，不少电台晚间八点半左右都会播出。袁阔成老师的《三国演义》、单田芳老师的《三侠五义》《薛刚反唐》、赵文林老师播讲的《萍踪侠影》，都让我听得如痴如醉。我还常常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同学，他们也听得入迷，即便我的讲述远不及大师精彩，却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兴致。

    后来电视渐渐走进千家万户，我却始终对收音机情有独钟。我爱上写作，大抵也是童年时听收音机耳濡目染的缘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对文学的热爱正浓，常常夜半灯下伏案写作，怀揣着文学梦把一篇篇文稿寄往远方，即便大多石沉大海，也从未放弃。

    那时我最爱郑州经济广播电台的《石曼信箱》，每天中午准时守候。我曾把自己的感悟写成文字寄给栏目，没想到竟被播出，还收到了听友的来信，让我满心欢喜。后来听说栏目出版了一本《无名记者和他的苦恼朋友》，我一心想读，便托在郑州读大学的女同学帮忙购买。她跑了许多地方都没买到，我满心失落，好在她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把这本书寄到我手中。捧着带油墨清香的书，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心里甜得像灌了蜜。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学栏目《青青芳草地》，也是我的挚爱。我的散文《十八岁的联想》第一次在电台播出，虽只是节选，已让我欣喜万分；后来《春》全文播出时，恰逢朋友来访，听到我的文字从电波里传出，朋友满是羡慕，我更是满心得意。

    2013年，我因车祸住院，眼睛受伤，无法看书、看手机，便让妻子买了一台小巧的收音机，靠听广播打发难熬的时光。出院回家后，我爱上了当地电台的文学栏目《华灯初上》，便把自己的文章发给台长范江华。文章播出后，我央求她把录音发给我，存进手机或收音机的内存卡，随时聆听，能在电波里听见自己的文字，于我而言是无上的荣光。

    收音机，承载着一代人沉甸甸的岁月情怀。尽管时光飞逝，可那些被收音机陪伴过的日子，那份刻在心底的怀念，永远不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