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豫西党组织调我和吴玉阶同志离开洛阳到渑池去。临走的时候，豫西省委负责人刘子久同志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面交，胡服同志亲收。”我和小吴当时只有十八九岁，是陇海铁路洛阳机务段东、西机厂的学徒，都刚入党不久。那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豫西的党组织还处于地下，国民党对“共产党嫌疑分子”监视很紧。刘子久同志一再叮嘱，这封信一定得保管好，亲手交给胡服同志。我和吴玉阶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于第二天凌晨2时许到达渑池，直到天亮才找到胡服同志的住处。南屋一共3间，中间没有隔墙，胡服同志住在东间，是用白布帘隔开的。临窗一张条桌、一把靠椅，地当中火盆里的炭火烧得正红。靠墙摆了张单人木床，上面铺着白色床单和被子。当门堆放着用麻袋装的一捆捆书籍。胡服同志身穿蓝棉制服，面庞清瘦，目光敏锐，一见我们进去就亲切招呼我们坐在床上。他那和蔼的笑容、亲切的话语，使我们像是回到自己家里，再也不感到拘束了。

    胡服同志和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微笑着问我和吴玉阶多大年纪、哪里人、家里干什么，又问起我们的经历，看过什么书，还问洛阳和我们工厂的情况，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随后胡服同志要我们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接着他叫来随从副官李柘把我们安排在他隔壁的西间住下，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八路军军装。从此，我们就在胡服同志身边工作和生活了。

    开始几天，我们主要是学习，一方面学政治书籍，主要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政治常识》和列宁的《论政党》等。一方面学机要科负责人发给我们的电报明码本，他叫我们一定学好、记住。几天后，胡服同志正式安排我们工作，说：“现在组织上分配你们做机要工作，要注意保密，跟任何人都不要讲。”当我俩到机要科以后，科里负责人陈志立同志才悄悄问我：“跟你们住在一屋里的胡服同志，你知道是谁吗？”我说：“他就是胡服同志呗！”接着他拿出一本《中国革命运动史》，指着书上的“刘少奇”三个字说：“他就是刘少奇同志啊！”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胡服是少奇，他的名字还上书哩！”

    我们初到渑池的几天，一直跟少奇同志住在一个屋里。他每晚都工作到鸡叫。我和小吴那时都很幼稚，晚上进出屋总是粗手粗脚，把门上的铜环弄得叮当乱响。有次我睡到半夜醒了，睁眼一看，东间房里亮着灯光，白色的布帘上，映出少奇同志伏案奋笔疾书的身影。过一会儿，他走出门到廊檐下来回踱步，然后又进屋去继续写。我发现他开门掩门总是轻轻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看到他那样紧张而辛勤地工作，听到他轻轻踱步的声音，又见到他那样轻轻开门关门，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想：“他多么累呀，日夜为抗日操劳，还这么关心我们，难道我们不该关心他吗？”从此以后，我们进出门，再也不粗手粗脚了。

    我在少奇同志身边，多次听过他的报告，他讲形势，讲党的建设，讲党的修养，每听一次，都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那是我参加革命后受革命理论熏陶最多最深的时期，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

    在渑池，有一天，他讲《共产党员修养》，叫我们都去听。一间不大的长长的窑洞里坐满了人，他们是八路军兵站的干部和党训班学员。大家听报告时都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少奇同志虽然说的是湖南话，但语言清晰，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都听得懂。他讲每一句话，都打动着我的心，听完他的报告，我久久不能平静。他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无论在渑池还是在竹沟，生活都非常艰苦。一日三餐，很少有荤，几乎顿顿是小米稀饭、青菜咸菜、窝窝头。有时蒸一锅大米饭，或用苞谷面、白面掺一起做一次发糕，蒸一次馒头，炒两个小菜，烧一碗汤，那就算改善了生活。少奇同志吃的跟我们都一样，从不特殊。我们初到渑池那几天，他正在病中，边跟我们谈话，边吃药打针。到吃饭时，端到他面前的，仍是一碗稀饭、两个馒头、一盘青菜，连个鸡蛋都没有。在竹沟，每次吃饭时，他用一个小盆，在火炉上熬点稀饭，烤几片馒头，加点咸菜、青菜，就算吃上一餐饭了。我们看着都心里难过，可是他却吃得很香。我不由得想，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政治本色吧——艰苦奋斗，跟劳苦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摘自《在少奇身边的日子》，2010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