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松(1985—),男,河南三门峡人,法学博士,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华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7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信息化条件下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现实价值、问题透视及有效对策》(课题编号:2027-ZDJH-093)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些核心思想理念,共同构筑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和精神标识,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赓续弘扬、创新发展。
一、讲仁爱
“讲仁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不同学派对仁爱思想的阐发虽在整体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具有一定差异性。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倡导的仁爱思想,推行礼乐教化,主张通过“克己复礼”“仁者爱人”“修己安人”等方式来实现“天下归仁”,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墨家的仁爱思想倡导“兼相爱”。老子跳脱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仁爱”思想,以天地宇宙更为宏阔的视野审视自然万物,主张以“天地不仁”“圣人不仁”而成就其更具“平等性”“公平性”的“大仁”。佛家强调“广施博济”“慈悲为怀”的仁爱思想。今天,我们强调“讲仁爱”思想,要充分吸收诸子百家“仁爱”思想精华,不囿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既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也要爱护万物生灵、保护自然环境,成就关照“天地人”整体和谐的“大仁大爱”。
二、重民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奠定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整体基调。自此,民本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百姓利益的重要思想基础。《尚书·周书·泰誓》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敬天保民”思想,体现了周朝统治者对国家治理中民众力量的高度重视。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孟子相继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汉唐时期,西汉思想家刘安在《淮南子·汜论训》中提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苟利于民,不必法古”等富有创新性的惠民利民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反对封建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体现了对传统民本的超越,被视为中国早期民主思想萌芽。整体来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具有一定时代局限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闪烁出现代民主思想的光芒,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治国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守诚信
古人认为,诚信是人之立身之本,国之兴旺之基。《论语》用“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多次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孟子认为诚信是上天运行的客观法则,而诚实守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认为讲诚信关乎个人修心和国家发展,提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庄子强调“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至信辟金”。《礼记·经解》提出“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另外,我国古代还流传着“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一诺”等历史故事和名言警句,都表明了古人对诚信的高度重视。
四、崇正义
追求公平正义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也是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共同追求的价值准则。从古人对“正义”解释来看,《说文解字》释义为“义,己之威仪也”,即言人只有为人正直、走正道,才有气度和威仪。《墨子·天志》指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进一步阐明了古人对正义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崇正义要求为人处世合乎道义。古代圣贤将“义”字作为君子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反对通过“不义”的不正当方式获得财物和谋取富贵。如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推崇“舍生取义”等。另一方面,崇正义要求执政者在治国理政、社会治理等方面要做到公平公正。《尚书·洪范》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强调国君治理天下要做到公正不偏,遵循圣王治理之道。《管子·明法解》强调尺寸之度也要做到“公平而无所偏”。《淮南子·修务训》又云:“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魏征《理狱听谏疏》强调执政者若能选拔任用“各奉公正之心”的贤达之士,就可使民风淳厚、社会安定。总之,传统典籍对公平公正的描述涵盖了治理公平、选贤公平、财物分配公平等多个层面,表达了古人对公平有序社会秩序的渴望和期待。
五、尚和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合之境,追求和谐之道。《周易·乾卦·彖传》云:“保合太和,乃利贞。”即指和生万物,抵达和合之境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和谐思想的总基调。“尚和合”的文化基因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友好交流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是强调人际关系和谐。儒家通过制定礼乐制度来规范人的言行,并使其“合乎情,止乎礼”。我国传统文化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思想也为人际关系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注重人与自然和谐。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因此人类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礼记·乐记》“和故百物不失”、《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三是追求天下太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对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也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周易》中有“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强调宇宙万物的生长皆要顺应天道,才能并行不悖、生机勃勃。《尚书·尧典》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总之,“尚和合”理念以追求天地万物乃至宇宙世界的整体和谐为价值目标,对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世界和平都有着重要思想价值。
六、求大同
天下大同是古人对美好生活、未来理想社会的生动描绘。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在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作对比时,生动描绘了“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老有所养、幼有所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的美好图景。而小康社会是以“天下为家”“礼义为纪”“兵刑为用”为基本特点。通过二者的鲜明对比,彰显了大同社会的伟大与美好。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大同社会的思想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在继承传统文化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理想大同世界进一步设计:在这个世界性的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没有家庭、私有制消失、一切平等(包括人与人的平等和人与物的平等)、天下为公,人类过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也是大同思想的阐发者,他认为大同社会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大同社会里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毛泽东指出,到了共产主义也就是实现“世界大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对传统大同思想的现代表达和进一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