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是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基础要素之一。在新石器时代，道路是文化传播和族群互动的纽带，对中华文明从“多元”凝结为“一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文明时代，道路由民间性质上升到国家层面，是国家凝聚力产生的来源之一。崤函古道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路，特别是从仰韶到隋唐时代，崤函古道长期处于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在促进仰韶文化扩散，以及在三代至隋唐时期的东西政治、族群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发挥了主动脉的作用，而且，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延伸，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学界对崤函古道历来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李久昌教授《崤函古道史》（大象出版社，2024年），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纵观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作者对多种资料的搜集和综合运用，全面而得当。书中既有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又有作者长期实地考察搜集到的资料，论证基础扎实。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工作性质所限，历史、考古学者经常只能精专于某一狭窄领域，对所谓的“二重证据法”运用得并不好。“二重证据法”的精髓，在于对文献、考古等多种资料科学地综合利用。这个方法说起来简单， 实践起来却十分困难，该书较好地利用了“二重证据法”。例如对史前崤函古道的复原，作者较多利用了考古资料，并把炎黄、尧舜的历史传说与之相结合进行考察，重实证而又不舍弃文献；对文明时代早期的大禹治水、启征有扈、商汤革夏等故事，也在把握分寸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其论证过程和所得结论因此都比较科学可信，兼具交通史和地域史等多重价值。

    其次，作者对崤函古道历史阶段的划分，较为科学合理。作者认为，夏商两朝是崤函古道的初创期，在本阶段，夏代后期二里头文化西进关中并北上晋南，是本段道路被经营的证据；后来商人西进，也同样利用了早期的崤函古道。两周时期是崤函古道的正式形成和发展时期，东西镐、洛两京创立，古道开始成为天下路网的枢纽区段。因位于贵族生活的“王畿”地区，古道难免又与贵族采邑、封国发生联系，所以，著名的虢国与古道的密切关系，也进入了作者的视野。东周时期的秦，踵周而起西方，但受晋、魏的拘束，长期不能越崤函而东，最终在秦惠王后元前后，正式建立了函谷关，从春秋时期的桃林塞到秦函谷关，后者的建立改变了西周以来东西政治、交通的格局，成为崤函古道历史上的大事。对于后来魏晋至清代崤函古道的历史起伏，作者也有立于史实基础上的叙述。其后随着陇海铁路的修建，崤函古道经历了近代化的变革，也走向了历史的终点。一条古道延续如此之久，作用如此重要，其声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丝绸之路可与之相比。作者熟悉崤函古道的历史并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如此科学全面地复原其历史，划分崤函古道发展过程中孕育、初创、形成和发展、繁荣、近代变革等不同的历史阶段。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作者李久昌教授利用自身优势，对当地文物考古资料的搜求和利用，颇为完备。作者专长于历史地理，在三门峡工作数十年，熟悉当地文史，此前已经撰写过多种史学论著，系统编撰过三门峡考古资料，是三门峡地域文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在历史地理学界独树一帜。他的研究，具有引用宏富、论述细致的精专性特点，已为学界所熟知。一条道路，经常并非一个单纯的线条，而是一个网状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其形态会随着历史形势而变化，其兴衰与政治、军事、经济、商业、运输、邮驿等历史要素紧密相关，书中重视与这些要素相关的诸多资料，如城池、道路、府库、墓葬、日用陶器、礼器、玉器、兵器、明器（如井仓灶模型、六畜等），以及摩崖石刻、拓片、私印、陶文、封泥，乃至瓦当、农具、钱币、带钩、铜镜、陶俑等。对这些资料的全面细致利用，在相关研究领域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