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指出：“早在距今六千多年前，‘庙底沟文化’的中华先民，他们所形成的族群文化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中游，其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北至长城地带，南到长江，西至甘青，东到鲁西南。从此以后，随着历史发展，到了秦汉时代，国家疆域西至‘西域’，东到东北地区，北至蒙古高原以南，南到‘南海九郡’，秦汉王朝的‘国土’已奠定了此后中华国家的空间分布范围，至今延续不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纵观三门峡历史的发展脉络，无论是仰韶时代的庙底沟文化时期，还是秦汉王朝建立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三门峡正好处于中华疆域大版图空间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从史前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历经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时代、龙山文化时期，到历史时期的各个朝代，三门峡绵延不断的历史文脉表现得十分突出。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延续不断表现在文字基因、都城营造、礼器传承、祭祀观念、玉器使用、龙文化观念等一些以器物为载体或一些日常行为中，而三门峡的文明史，既得益于三门峡独特的地理自然优势，又表现在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中。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优势

    河流与盆地。地球上凡是文明起源或发展的地方，一般都在河流旁边或盆地中心。河流为人类提供了吃喝住用等基本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才能创造出精神财富，进而上升到文明的高度。三门峡毗邻黄河，从用水便利角度看，卢氏的洛河、渑池和义马的涧河以及灵宝、陕州境内发源自小秦岭、崤山的多条支流是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直接水源。此外，卢氏盆地、陕灵盆地和渑池义马盆地也为生存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优越的居住环境。

    气候条件。在地球上，温带通常被认为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地带。中华文明曾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格局，各地早期文明的发达程度各异，但唯有黄河流域的文明主体实现了连续、未断裂的传承。相比之下，其他区域的文明（如良渚、石家河）可能因环境或社会变革，其辉煌期后发生了文化中断或转型，但其部分优秀文化要素，很可能被中原文明体系所吸收和融合，从而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生命。黄河流域在公元前6000年到4000年这段时间里有着非常合适的气候条件。根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及其他一些研究气候变迁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在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3℃。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适宜的地理环境、充足的降水，最适合早期原始农业开发。三门峡位于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的交界地区，正好处于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中。

    地形、地貌。一条大河对早期人类起最大作用的一般不是在高海拔地区的上游，而是中游、下游。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明产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绝不是偶然。那些流经沙漠、岩溶地貌、过于茂密的丛林、崎岖险峻的山区的河流或河段，一般也不会被早期人类选择。位于黄河中下游交界区的三门峡地形复杂，又有丰富的地貌：高山、丘陵、山前台地、塬、原、盆地、滩地等，既适合旧石器时期人类以采集狩猎为主的洞居、树居生活，也适合新石器时期和之后居住窑洞、房屋的农耕生活方式。

    土地。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前提是能够生产养活自己的食物。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高大茂密的植被无法被清除，它们所占据的土地也不能被用作农耕。三门峡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位于黄土风成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过渡地带，黄土靠风形成的塬、原和河流冲积形成的滩地土壤疏松，养分充足，地势平坦，垂直节理又便于吸收养分，一般没有原始森林和茂密的植被，在四五千年前时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是适宜的农业区。黄土不仅十分有利于旱作农业的发展，也是早期生土建筑所需要的基础材料。

    二、时代连续且门类齐全的文物证据

    三门峡从百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开始，到历史时期的各个朝代，既有门类齐全的各种可移动文物，又有埋藏在地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和陈列于地上的古建筑、石窟等。

    可移动文物。在三门峡市博物馆和各县（市、区）的博物馆或文物仓库里都有最早自旧石器时期开始，历经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直到历史时期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出土文物佐证。

    不可移动文物。早在125万年前黄河还没有形成现代黄河之前，三门峡还是一个湖泊沼泽盆地，是一种被考古学家称为“草原湖泊”型地貌。周边是山地丘陵，有丰富的水陆自然野生资源，非常适合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古人类生活。从距今100万年左右的灵宝朱阳贾村遗址开始，在卢氏段家瑶、刘家岭，湖滨区会兴沟、水沟，陕州区张湾三岔沟、侯家坡，渑池青山、任村等地都有距今100万年到10万年、2万年以来年代不等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到了新石器时期，有了距今8000多年的渑池班村裴李岗文化遗址，以及距今7000年左右的灵宝荆山、卢氏薛家岭等仰韶村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址和距今4000年左右的以湖滨区小交口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址。进入历史时期，有陕州区的夏后皋墓和渑池夏代的郑窑遗址、陕州区商代的七里堡遗址、湖滨区周代的虢国墓地和上阳城遗址，还有北魏时期的义马鸿庆寺、唐代的陕州区的摩崖造像等，一直到明清时期，三门峡大地上各个时期的遗址都有存在。

    这些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不仅延续了三门峡地区的文明链条，也实证了三门峡绵长丰厚的文明史。有些阶段的历史遗存还在我国文明史链条上起到了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例如仰韶时代的庙底沟类型是仰韶彩陶文化势力最强盛的一支文化，曾经对周边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一现象被学者称为“史前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和“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属于庙底沟类型的灵宝西坡遗址大型墓葬的随葬品反映出中原地区独特的文明化道路：它的大型房基和聚落广场所彰显出来的首领地位，表现出这种地位不是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这与同时期其他地区文化注重神圣权力、奢侈成风的情况迥然有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表示，自庙底沟类型起，突出王权而非神权的特性深刻地影响了从河南龙山时代直至夏商周时期的发展道路，并因此“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上绵延不断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

    除此之外，文化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古人基因研究方面。近期，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厦门大学的研究人员取样提取和测序了仰韶村遗址的古人DNA，首次发表了仰韶村遗址8个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个体的古基因组数据。研究发现，仰韶村遗址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相关人群之间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遗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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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丰厚的文明史是三门峡历史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三门峡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连续不断的文明脉络是理解三门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把钥匙，是我们树立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市的基础。我们要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