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奔涌千年，千年漕运故事连连。站在三门峡大坝看黄河，风从河面卷来，裹着黄河特有的浑浊气息，恍惚间竟像听见了纤夫们低沉的号子，混着漕船破浪的水声，从历史深处漫来。

    黄河漕运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陆路，特别是崎岖的崤函古道运输成本极高，漕运便成为当时物资运输的首选。漕运畅通，天下太平，漕运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对沟通中原与关中乃至整个中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黄河漕运，险在三门，如果说黄河漕运是各代王朝的“经济生命线”，那么三门峡便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咽喉要地”。正因如此，历代王朝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三门峡黄河漕运的畅通。

    一、漕运初兴，改朝换代立奇功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秦国何以能长驱直入统一天下，刘邦何以将萧何作为第一功臣，答案很简单，皆因漕动之功。

    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与赵两国爆发长平之战，历时三年。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到，秦决战长平，是采用了快捷高效的漕运方式，通过河、渭、洛、汾诸河转输粮草，供应军需。有专家通过“底柱丞”印认为秦曾设“底柱丞”官职，已经开通三门峡黄河漕运线路。强大的黄河漕运，与陆路运输一起，成为秦军一统天下的基本条件。统一全国后，屯驻西北的几十万秦军的粮饷主要依靠黄河漕运供应，漕运活动最为繁忙。

    楚汉战争中，刘邦出关与项羽逐鹿中原，“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通过黄河漕运系统从关中转运粮草，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持，西汉建立后，萧何被誉为“万世之功”，功列第一。

    漕运不仅为军事行动提供粮草等重要物资支持，有时还要直接运送军队。商朝末年，周武王率兵从渑池白浪坐船而至孟津，大会诸侯。秦建元十九年，前秦苻坚倾全国兵力大举伐晋。水路是由渭水入黄河，出三门峡，沿河东下，直达今荥阳西北的石门。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后秦，至陕城后，命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很快进抵长安郊外，弃舟登岸，击败秦军，攻克长安，生擒后秦皇帝姚弘。

    二、漕运阻断，皇帝“就粮”出长安

    西汉建都长安，张良强调“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史记·留侯世家》），由此可以看出建都长安是基于漕运畅通。西汉后期，受“砥柱之限”，漕运费用高昂，无法保证都城的运转。所以，就有人动了迁都之念。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儒生翼奉上疏建议将都城迁到洛阳。王莽时期又有人要求迁都。

    隋朝大业七年（611年）发生了“砥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河水至孟津就已经干涸，使漕运难以通行，影响一直到唐初。

    唐高宗时漕运没有大的改善，但国家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数额与日俱增，造成“奉廪之费，岁巨亿万”。而关中自然灾害频发，加上西北用兵频繁，导致京师消费激增，朝廷财政支出“给用不充”。显庆二年（657年）开始，高宗先以洛阳为东都，先后七次率后宫百官往东都洛阳“就食”。永淳元年（682年），高宗“就食”东都，“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这次，高宗未能返回长安，次年（683年）便在洛阳去世。武则天称帝后，直至其去世皆在洛阳。中宗复位后，不愿做“逐粮天子”，自洛阳返回长安，使漕粮不足问题再度激化。玄宗时兵制改革，加重用度，不得不四次赴洛阳“就食”。唐贞元二年（786年）四月，关中地区因运河长久阻塞不通，长安城中仓廪枯竭，时韩滉运米3万斛至陕州，唐德宗闻知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三、黄河栈道，史上少有的奇迹

    为了确保黄河漕运畅通，历代王朝十分重视相关工程。西汉杨焉提出“镌广”砥柱，即凿裁山体，拓宽漕运通道，便利漕运。这是历史上首次凿砥柱以通漕的建议，堪称创举。但由于科学技术的缺乏，施工时开凿下的碎石沉落水中无法清除，反而阻塞了河道，结果“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

    东汉建都洛阳，黄河漕运地位有所下降，但出于平定羌乱、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关中的粮食仍然需要关东的供应，三门峡黄河漕运的利用价值依然很大。东汉不仅持续整治河道，而且开始修筑栈道。考古专家在三门峡人门左岸和鬼门右岸发现栈道12段，长625米。在三门峡以东至渑池发现7段栈道遗迹，又在渑池县与新安县交界处八里胡同等段两岸沿河60公里地段内，发现黄河栈道40多处，累计1万多米。栈道大多开凿在岸边壁立的山腰，依山傍河，时断时续。

    黄河栈道从施工难度和工程的科学性来看堪称一大奇迹。这是继蜀道栈道之后又一处大型栈道工程。它是供纤夫挽船行舟的专用通道，是为黄河上的漕船增添动力的水上交通辅道。由栈道遗迹来看，三门峡栈道建设经过了较为科学的规划和施工，出现以依崖凹槽式、依崖楔锚梁式和不依崖栈桥式等三种形式。栈道根据山形地势不同进行不同设计，通过挖槽凿孔的榫卯结合让木石巧妙对接，即合乎力学原理又十分实用。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五月，孝文帝从长安返回洛阳主要是坐船走水路，意欲鼓励水运。孝文帝之后，北魏修筑三门峡栈道相当频繁，在三门峡人门左岸留下了多处题刻。经过北魏时期的开凿，三门峡至新安八里胡同的黄河栈道基本形成。

    唐朝时，有个叫杨务廉的将作大匠，在魏晋时期的三门峡栈道基础上，对原有的栈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凿修整。其先用大火攻石，再在火烧石上浇醋，促使大石软化或炸裂，然后凿出栈道。这种开凿技术节省了人力，事半功倍。

    四、漕运畅通，盛世繁华有支撑

    唐代盛世繁华对漕运需求更高于其他朝代，对漕运畅通的投入也更多，成效也十分明显。首先修建转运仓。高宗时，漕事渐繁，形成第一个设仓高潮。玄宗开元年间，漕运改革中新建以河阴、太原、永丰三仓为枢纽的转运仓系统，三门峡太原仓也一跃成为第二大仓。其次，改革管理体制。唐贞观元年（627年），将黄河北岸的芮城县、河北县（今山西平陆）划属陕州，黄河南北两岸漕运事务划归陕州统一管理。唐玄宗即位之初，让陕州刺史领水陆运使，后来发展为宰相充任。安史之乱后，漕运与盐铁合一，集盐铁与漕运权力于一身，权势重大，自成系统。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提出改良漕运方法，用“转搬法”代替过去的“长运法”，在漕运沿线沿河流相次置仓，分段运输。漕运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据研究，此法实行之后的三年里，运入关中的粮食多达700万石，运输的工钱也节省了30万缗。这个时期为唐王朝漕运史上的鼎盛时代。

    黄河漕运畅通，各地各种物资通过漕运进入长安，唐玄宗自此不再“就食”洛阳。天宝元年（742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为取悦唐玄宗，通过黄河漕运，在长安附近的“广运潭”中集结全国各地的数百只新船，每只船上都写着各郡的名称，并陈列着本郡所产的珍宝名物。陕县县尉崔成甫站在船头领唱《得宝歌》，几百名歌伎穿戴打扮得鲜艳夺目，一齐应和，鼓乐齐奏，一派歌乐升平的景象。

    “安史之乱”期间，三门峡栈道遭到严重破坏，黄河漕运几乎停顿。“安史之乱”后，唐德宗立刻委任刘晏为转运使，恢复漕运。刘晏上任后组织人力逐段疏浚河道，并以官府盐利作支撑，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大漕船，雇用“专业”船工，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使旷废日久的漕运事业再次繁盛起来，每年运送至关中的漕粮恢复到110万石，从而缓解了关中供给紧张的局面。

    奔腾的漕运动脉，让中原与关中的血脉紧紧相连，让天下的物产在此汇聚，文化在此交融，凝结成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厚重基石。纵使岁月流转，漕船的帆影早已淡出历史长河，但黄河漕运所承载的“通则兴、畅则盛”的启示，却从未消散。它如黄河巨浪般奔涌不息，在中华文明的悠悠长卷中，激荡出跨越千年的深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