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风裹挟着蝉鸣。四年前的七月，当我从快递员手中接到邮件，拆开，看到“2021录取通知书”的字样时，忽然想起爷爷临终前攥在手心的那张泛黄的残缺纸片，想起父亲那张单薄的折叠纸片：三代人的录取通知书，像三颗串联起时光的星辰，在不同的夜空里，闪烁着相似的光，诉说着同一个词——远方。

    爷爷的通知书藏在樟木箱底层，是1958年初秋寄到公社的。那年他刚满十八岁，正扛着锄头在玉米地里挥汗如雨，村支书举着牛皮纸信封在田埂上喊他名字时，他以为是征兵通知。后来父亲常说，那天爷爷把通知书揣在怀里，连夜走了四十里山路回家，油灯下反复摩挲着“武汉纺织工学院”六个铅字，纸角都磨出了毛边。

    那张通知书在搬家数次后，只剩下残缺的纸页了。那是爷爷一辈子的遗憾。爷爷告诉过我，他常在梦里看到那个校徽的图案。爷爷说，那是他见过最美的图案，比自家地头盛开的向日葵还要鲜活。他带着那张纸走进武汉，毕业后到东西湖棉纺织厂工作，见证了一代东棉人青春奋斗的历史。弥留之际，他枯瘦的手指抚过残缺的纸页，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像又看到了当年田埂上奔跑的自己。

    父亲的通知书来得仓促。1984年8月底，他正在县城建筑队和水泥，邮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闯进来，车铃在粉尘里叮当作响。“西安工业大学”五个字印在薄如蝉翼的纸上，格外耀眼。父亲把它塞进工装内袋，直到收工才发现通知书的边角被水泥浆糊住，他用温水泡了整夜，那些蓝色字迹像水草般在水里漾开。我见过那张被抢救回来的通知书：纸面布满褶皱，内页上的几个字洇成了淡蓝色的云。

    那张通知书曾经压在父亲的书桌玻璃下，边角被岁月熨得服帖。他常指着右下角的钢笔字给我看：“请携带户籍证明及粮油关系转移单。”“那时候粮票比钱金贵。”父亲摩挲着纸面说：“我背着你奶奶炸的油饼坐绿皮火车，三天三夜没合眼，就怕把通知书折坏了。”他在机械系的实验室里焊过电路板，在车间里跟过生产线……后来，那张通知书被母亲收起来，也放进了樟木箱的底层。

    2021年的蝉鸣正盛。当快递员把EMS信封递给我时，梧桐叶的影子刚好落在“华中师范大学”的烫金校名上。拆开时，立体的校门模型从纸页间弹出，那凸起的卡片上“华师印象”四个字格外醒目，比爷爷描述的向日葵更鲜活，比父亲珍藏的单薄纸张更耀眼。母亲想用红绸布包起来，我说拍张相片留下来就行了。她却固执地找来樟木箱，把它放在父亲的录取通知书上面。

    后来，我到南方工作定居。那些远在老家的物品，那些看似有用但永远用不着的东西，那些永远用不着但还有收藏意义的东西，我只能与它们道别，或怀念，或舍弃，当然也包括那个樟木箱。它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尤其是那里面的三张录取通知书。残缺的那张，边角蜷曲如枯叶；变形的那张，折痕深如刀刻；完整的那张，烫金校名像团永不熄灭的火苗。

    在这个蝉鸣的季节，我想起樟木箱，想起那三张录取通知书，它们如不灭的航灯，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星空里，照亮着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