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到老家的村子，看到坡根二哥房后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仿佛见到父亲正满脸笑意地迎我归来。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了。他生前最爱种树，种得最多的是松树、桐树和杨树。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春日时节，父亲总趁饭后的闲暇将镰刀绑在竹竿上，背上木梯到河边的大杨树上钩些枝条，再在河渠边挖沟排枝、填沙覆土。得到充足水分的杨树枝在春风里抽芽生长。年复一年，村里的沟壑边、水渠旁，处处可见父亲亲手栽种的大小杨树。有一年，父亲从公社开会带回几株细直挺拔的新品种——箭杆杨，拇指粗细却有两米多高。他如获至宝，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反复踩点，最终将它们栽在上房背后。这些树一年便能蹿高一大截，不出十年已长成参天大树。后来我建新房时，它们成了最好的房梁檩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公社号召发展桐树种植。我刚初中毕业，父亲便带着我去大队领了几编织袋桐树根，用架子车拉回村分给各家。那时人们只顾着种地填饱肚子，对栽树兴致寥寥。队长喊了一遍又一遍，仍剩三分之一无人认领。父亲便把剩余的树根截成五六寸长的段，见缝插针地种在自留地边、责任田头、山坡根下——但凡有空地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树苗。村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私下议论：“种这些树有啥用？山里地少，庄稼都吃不饱。”连爷爷也反对：“山里遍地杂木，树又不能当饭吃。地头的树长大了还遮庄稼的阳光。”父亲却坚持道：“山上那些杂木不成材。如今政策放开，人们砍树建房、买卖木材没了约束，要不了几年树就得砍光。植树造林能固水土、挡风雨，这些速生树种成材快，将来做家具卖钱，比种庄稼值钱多了。”

    父亲的远见卓识与躬身力行，恰是他为人处世的写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十余载，他从不空谈，总是默默行动。种树于他不仅是事业，更成了融进生命的乐趣。每年春天，栽树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面对非议，他常笑着说：“树有灵性，虽不会说话，成材那天就是给主人的报答。”

    我成家时因建房欠下千元外债。正发愁时，发现房前屋后的桐树早已成材。伐大留小，部分做了家具，余下的卖给木材厂，竟解了燃眉之急。这是父亲栽下的树，却让我尝到了甜头。

    1982年，父亲见一大家子挤在几间土房里，决定为二哥在山坡根建新房。屋后是光秃秃的岩石坡，暴雨时水流直泻而下，连积攒的落叶浮土都被冲得一干二净。新房落成后，父亲先在屋后垒了石堰，又沿堰栽了排速生洋槐护坡固土，接着年复一年地在坡根栽松树。每栽下一棵，他眼里都闪着期待。尽管岩缝缺土、松树长得慢，但经他精心照料，这片“绿洲”终成了山坡上最醒目的风景。

    1990年初冬，父亲因病去世，留下的“绿洲”却愈发葱郁。此后每年春天，我都去梨树沟的自留山栽松树，直到1995年离开家乡。后来无论到县城还是三门峡，只要看见杨树、桐树或松树，总觉得父亲的目光正透过树影注视着我——他像一棵参天大树，始终荫庇着我们。而我们，也永远活在他的四季牵挂里。

    父亲的树，成了我永远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