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带着绒边，斜斜切进渑池县检察院二楼的办公室。陈永卿敲击键盘的指尖突然顿住——屏幕上“检察护企”专项行动的大数据监督模型里，一枚鲜红的异常标记吸引了他的目光。报表里“某物流运输公司”的条目下，6笔行政处罚决定书标注着逾期未执的日期，罚款金额从最初的38720元，像滚雪球般叠加到214600元。

    他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指腹划过鼠标滚轮，屏幕跳转至法院执行卷宗的电子档。裁定书上，“加处罚款”一栏印着145700元，几乎与本金持平。陈永卿的手指在申请执行日期“2024年11月15日”上叩了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应为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后3个月，而文书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是2024年7月8日，早已超期63天。

    “超期申请。”他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回想起5年前那个执法现场：超载的红色货车碾过柏油路，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尖啸声里，车载称重仪显示超限率达87%，车厢挡板上还沾着未卸完的砂石。

    实地走访那天，天空飘着碎雪，陈永卿踩着泥地走进物流园，空荡的场地里，一辆叉车正围着堆成小山的木箱画圈。走进办公室，西墙贴着的员工考勤表上写着“2025年3月工资缓发”，“缓发”二字被描了3遍。园区负责人王某说：“陈检察官，您看这场地，上个月刚把两台旧叉车抵押了……”他指向窗外一辆蒙尘的平板车，车厢挡板焊着歪扭的加固铁条，“超限是我们不对，但罚款加上加处罚款，我们算过，得卖了整个园区才能凑齐。”

    “问题不仅仅在于罚款数额。”他在办案小组会议上敲了敲桌角，投影仪将法律条款投射在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条文被红框圈住，“企业多次超限确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条，但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法院也未依法审查受理，这双重程序瑕疵也不容忽视。”

    走访法院执行局时，老法官掀开一本登记册，说：“每年几千件执行案，光运输类就占三成，哪有精力逐案查时效？”陈永卿打开电子台账，发现超期案件的系统标记颜色与正常案件无异，像被暮色淹没的航标灯。

    “你们看这组数据。”陈永卿点开投影仪，柱状图显示加处罚款占比达68%，“但企业现在的设备抵押率82%，员工社保欠缴5个月。”他拿出现场拍摄的照片：积灰的调度台上放着半瓶过期的洗手液，员工宿舍的铁架床上挂着洗得发白的工服，墙角堆着3个写着“希望工程捐助”的纸箱——那是员工自发为患病家属凑的捐款。

    “法律不是冰冷的数字。”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个企业有76名员工，背后是76个家庭。如果按全额执行，这76个家庭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

    第七天的晨光里，和解协议摊在会议桌上。陈永卿看着王某握笔的手微微发抖，笔尖在“加处罚款全部免除”的条款上停顿3秒，才终于落下。

    “本金分六期缴纳，首期不低于总额的20%。”陈永卿将打印好的还款计划表推过去，表头用宋体加粗印着“检察护企·温情执法”。王某突然站起身，鞠了个深躬。

    结案后的周末，陈永卿再次来到物流园。新刷的银灰色油漆覆盖了铁门的锈迹，门柱上贴着鲜艳的“安全运输·合规经营”标语。王某高兴地说：“陈检察官，昨天刚发了4月份工资，员工们凑了58000元，下周一就能缴第一笔款。”

    “滴滴”，随着大货车出门时鸣响的喇叭声，企业又一次走向新生。    （张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