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已不在多年，侄子们也都搬了新家，他原来居住的院落已经荒芜不堪，房倒屋塌了。看到那些散落在地的腐朽椽檩，我再次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翻深沟爬大坡，经历几个白天黑夜，远行百里到渑池县坡头乡深山买椽的往事。

    二哥是我的堂哥，他结婚多年，一家五口还蜗居在一孔窑里。盖房，成了他最大的梦想。

    盖房需要很多木材。那时候的木材是计划物资，不要说没钱买，就是有钱也不是轻易能买到的。要说，我们老家也有树木，但都是生产队的，任何人没有砍伐的权利，一旦违反轻则处罚，重则坐牢，没人敢触碰这根红线。

    自从操心盖房，凡是遇到下大雨，哪个沟里冲倒了树，二哥总是捷足先登，给生产队出钱买下；谁家扒了旧房子，退下来有旧木材，二哥就去捡漏。几年下来，他把檩条大梁都攒下了，就是还缺几十根椽，盖房的大事一直耽搁着。

    我的大堂哥当过兵，见过世面，转业后安排在县营企业工作，他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人，大家都把买椽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一天，大哥传来好消息，坡头公社有个战友，在河庄村联系到了木材，但河庄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只是说了个大致方向。

    几经打听，才知道河庄离坡头街还有二十多里，离我们家将近百里，并且大多是山路。对于农村人来说，到百十里外的大山里拉椽，简直就是“西天取经”了。二哥一个人肯定不行，那年16岁的我，自然成了最佳帮手。

    1972年9月的一天，二哥给架子车的轮胎加了气，给轴头抹足了黄油；二嫂往布袋里装了五十多个白玉米面和小麦面掺杂的蒸馍。我们吃过早饭，从老家渑池县英豪芦苇沟村拉着架子车向北出发了。

    不一会就到了县城西边的黄花村。在这里，二哥突然发现一个车轮软了，一圪节细钢丝把内胎扎破了。我们决定立即停下来补胎。我们跑了半个黄花村，没有找到补胎的。正在无奈时，一个好心人拿出锉子、胶水和废旧的内胎皮子帮我们补了胎。这个插曲浪费了我们两个小时，耽搁了行程，使得原计划天黑前赶到河庄的计划也落空了。

    从黄花村出发一路都是慢上坡，走到坡头街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为了安全，我们决定晚上就住在坡头街，天明再赶早进山。

    坡头公社门口有个小卖部，二哥花了两毛一分钱，买了盒“前进”牌香烟。二哥不吸烟，这盒烟完全是在求人时用的。在坡头北边的一块玉米地里，我们找来几卷玉米秆，铺在架子车上，做了一张简易的床。疲劳是最好的催眠药，刚刚躺下，我们就梦见周公了。一觉醒来天已渐亮，我们在坡头街买了两碗小米粥就着干粮一吃，拉着架子车继续向北。

    经过渑池县最有名的长坡，陡坡，弯道多的五里坡，又翻山越岭走了二三十里的山路，弯道陡坡越来越多。特别是到了一个叫做白土坡的地方，遇到了陡得叫人害怕的“瞪眼坡”。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河庄村。这个黄河南岸的低海拔村只有几户人家。卖椽人家已经准备好了，用葛条把椽捆得结结实实，五根一捆。我们买了十二捆椽，一共33元，交钱拿椽，十分顺当。

    返回走到那个“瞪眼坡”下，我和二哥直挠头，根本不能把车拉上去。正在发愁之际，忽然看见不远的农田里，一张空犁旁正拴着两头牛，犁地人也不知去哪了。

    二哥迅速作出决定：牵牛拉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草料养一方牛啊，这山里的牛很勇猛，面对陡坡勇猛向前，不一会儿把车拉到坡顶。我们自己也暗暗庆幸。

    犁地人说出了解决方案：“生产队有规定，拉一次坡，五块钱。你们看着办吧。”二哥求情，说自己兜里掏干净也没有五块钱。犁地人不相信，质问道：“你们不带上十块八块，敢出远门？你们是哪里的？”

    二哥赶紧回应道：“我们是英豪谷水东坡的。”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犁地人突然两眼放光，问了声“谷水的？”说着，走过来盯着我们追问：“谷水芦苇沟的姚荣汉老先生，你认识不？”

    “那是我爷爷。”二哥迅速答话。

    “你爷爷？真是你爷爷？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犁地人说着，眼里流出温柔的光。

    “我也是谷水人，五六岁时得了个怪病，半天冷，半天烧，冷冷烧烧，烧烧冷冷，啥法子都用了不见效果。后来听邻居说，芦苇沟有个姚先生能看这种病。家里人赶紧四处打听，有一天终于把姚先生请来了。他给我摸脉，看舌苔，敲肚皮后，说我害的是疟疾。接着给我开了几服中药。大约十来天之后吧，病慢慢好了。后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几十年了一直没忘。”

    “既然遇到了你们，也该着我报答恩人了，你们不走了，晚上就住我家，明天再走。”犁地人说得很恳切。

    一听这话，我们立即感觉到，那“五块钱”不说了，就想赶紧离开。二哥接过话头说，不用啦，现在走，赶天黑前还能出山。

    被放行以后，我们就像“脱手之兔”，拉着车子连走带跑，力争天黑前能走出深山。

    我们一路快走，身上的衣服一会儿被热汗浸透了，一会儿又被寒风吹干了，身上也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顾不得衣服的湿干，身上的热冷，心里重复着一个信念：天黑之前，务必出山。

    每一道大坡，都是对我们意志、毅力和体力的考验。大约在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成功赶到了五里坡下，把仅剩下的两个馍分吃了，又捧喝了几口河水，找来一些玉米秆铺到车前倒头就睡。但一个隐隐约约的喊叫声，一直干扰着我们。开始我们对这声音毫不介意，但是，这个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我们不由得侧耳辨听， 好像是喊：“坡下有南乡拉椽的车没有？”

    “南乡”“北乡”的称呼，是以渑池县城为界，城南的就是“南乡人”，城北的就是“北乡人”。那个 “南乡人”的称呼，引起了二哥的注意，他起身叫我过去看看。

    黑暗中，我们发现一个老伯，牵着牛背着套索站在坡下，二哥立即上前搭话。原来是大哥的战友，叫父亲牵着牛来到坡下接我们哩。

    我们马上收拾行李，把车拉上正道。老伯麻利地把套索挂到车上，随着一声吆喝，那牛就四蹄生风，直奔大坡而上。

    晚上十二点左右，到了老人家里时，我们已经饥累交加，吃饭睡觉成了头等大事。谁知，大娘一直等着我们，一进门，就端上洗脸水，紧接着又端上来两大碗捞面条。那一晚，我们吃得可口，睡得香甜。

    吃过早饭后，大娘把我们吃剩下的烙馍包起来塞到车上说：“路还远哩，你们到路上吃吧。”大伯又套上牛，一直把我们送到坡头街南头的制高点，看着一路都是下坡了，他才卸牛回家。

    就这样，我和二哥经过三天两夜，采用“有空吃馍，遇河喝水，吃吃喝喝，走走歇歇”的模式，终于把一车椽从百里的深山外拉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