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河南省文物局指导，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华夏考古》编辑部主办的“2024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在郑州举行。经过专家评委投票推选，灵宝北阳平仰韶文化遗址等入选“2024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评审会上，以灵宝北阳平遗址为核心的铸鼎原遗址群在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时期）率先进入初期古国时代，可称为“铸鼎原古国”。

    近年来，以灵宝北阳平遗址为核心的铸鼎原遗址群引起考古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曾经称这里为“仰韶古国”，也有专家称这里为“崤函古国”“早期中国”。以上几种说法，见仁见智，但最终大家还是命名为“铸鼎原古国”。这种称谓，是对这个地区仰韶文化中期文化面貌和文明发展水平的高度概括。

    一、何谓古国

    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来看，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三阶段说最早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即中国文明形成了“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关于这三个阶段，李伯谦先生认为，从社会结构着眼的话，方国应该改成王国，所以不如分成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这个建议，目前已经在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关于这三个阶段，目前考古界的共识是：距今5500年至距今4500年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等史前文化时期是古国阶段；距今450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是王国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至清朝灭亡是帝国阶段。据此，以灵宝北阳平遗址为核心的铸鼎原遗址群的仰韶中期文化，就是处于古国时期。根据其表现出来的考古学成果，所以称为“铸鼎原古国”。

    二、何以古国

    关于“古国”定义，一般认为是“高于部落，首先是人群有分化，聚落有分化，开始与原始时代的部落有区别”。从许多遗址呈现的面貌看，其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贫富开始分化、个人权力突显、部落间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等社会复杂化现象的阶段。按照这个定义，灵宝铸鼎原仰韶文化中期遗址群已经达到了这种发展水平。

    灵宝北阳平仰韶文化遗址群是以位于灵宝市阳平镇西部北阳平遗址为代表、包括西坡遗址在内的新石器时期多个仰韶文化遗址形成的史前文化聚落群。北阳平遗址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遗址，现存面积72万平方米，为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从2020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灵宝市文物保护所组建联合考古队在北阳平遗址开展持续性考古发掘工作。2024年度共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壕沟2条、房址3座、陶窑4座、灰坑237座等。其中房基F2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加工考究，面积185.4平方米，由房基垫土、墙体、火塘、门道、柱洞、室内居住面等部分组成。该房址内保存大量种类丰富的炭化木构件，有室内中心柱、附壁柱、梁架等，有的类似榫卯结构，为仰韶文化建筑遗存所独有，对于史前房屋建筑屋架结构的复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坡遗址位于灵宝市阳平镇东部的西坡村西南，面积40多万平方米。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8次考古发掘。其中心位置为广场，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发现中心部位有5座大房子，都是单间大堂，面积数十乃至200多平方米。其中的F104面积83平方米，是比较小的。F106面积有240平方米，F105面积有204平方米，后者周围有回廊，总面积516平方米。这些房子的地面都经过特殊的加工并涂以紫红等彩色。如此高等级的建筑应该属于宫殿或宗庙的性质。周围较小的房子才是住人的地方。

    西坡聚落的南面有一条小沟，沟南是一片墓地，现已发掘墓葬34座，墓葬的规模明显可以分为四级，其中的一级大墓有M8、M17和M273座。二级墓有4座，三级13座，四级11座。大小墓葬穿插分布，说明死者应该属于同一个血缘集团。M27长503厘米，宽336厘米，深192厘米，有廓室，上面有木盖板，板上盖麻布。随葬品仅9件陶器，包括一对釜灶以及壶、钵、大口缸和簋形器，似为明器。M8、M17与M27大同小异，墓葬的规格都很高，随葬品却很一般，死者应该是聚落中那些宫殿式建筑的主人，他们是首领级的人物，有崇高的身份和地位而并不看重财富。M17随葬了两件玉钺和一件石钺，M8也随葬一件玉钺。这种石钺或玉钺的出现表明有了军权，军权再发展是王权，军权、王权的出现，是进入古国阶段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考古表明，在仰韶文化中期核心区内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农业经济成熟繁荣，出现北阳平、西坡等大型中心聚落，社会分工、社会分化显著，出现不同阶层，进而形成对复杂社会有效的管理体系。其主要形成于北阳平、西坡等中心聚落的兴建之时，最早或可至距今约5700年，在庙底沟类型文化向外强势扩张影响时达到发展的鼎盛期。从目前的材料看，古国存续的时间至少可延至西坡墓地年代的下限，即距今5000年前后。

    从整个遗址群来看，灵宝盆地共有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中期、晚期遗址239处，其中中期的庙底沟时期遗址最多，有103处。特别是铸鼎原地区，庙底沟类型遗址群就有32处，不仅数量大，分布密集，而且聚落规模差异变大，出现面积70多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特大、大型、中型、小型聚落层级齐全，以河流为基础形成聚落群、中小型聚落环绕呈“团状”聚集分布，大的流域还可划出两个聚落群，每群均有明确的中心聚落，全系大型者，甚至出现区域核心聚落。以沙河流域为例，大型中心聚落西坡与周边中型聚落间距3—5公里，中型聚落间距1—3公里，小型聚落间距1—2公里。存在聚落区、聚落群、聚落组、单个聚落“金字塔”形的多层次区域聚落结构。与墓葬出现的4级差别一致，说明这里社会内部分化十分明显，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从社会文明发展水平来看，灵宝北阳平所在的铸鼎原文化以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时期遗址最多、分布最密集、发展水平最高，是仰韶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个时期在社会的多个方面都出现了文明元素。

    一是居住定居化。从游牧到定居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是出现了公共墓地。公共墓地制度是一种需要经过规划才能确定的丧葬制度。这些墓地有的葬人体几十个，有的达数百个，无论墓葬大小还是随葬品多少，均反映出当时的一种公共行为。

    三是有比较合理的生业结构。这个时期的粮食以粟、黍、稻（稻米占少数）为主，驯养家畜以猪为主，蔬菜有芥菜、白菜等，水果主要有核桃、山楂、桃、柿子、枣、杏等，说明庙底沟时期人们以驯养的农作物和家养的牲畜类为主食，辅以狩猎和采摘的各种食物。

    四是服饰的革命性变化。民间流传着黄帝的妻子嫘祖种桑养蚕织丝的传说，不少专家认为，黄帝所处的时代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灵宝城烟遗址发现一枚石雕蚕茧形象，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中发现的人骨样品中检测出丝绸残留痕迹，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了丝绸实物，晋南芮城、夏县和闻喜等地也先后发掘出土一批与蚕有关的遗物。可见，我国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恰与嫘祖传说的时代不谋而合。此外，在灵宝的西坡遗址还发现有很多麻制品的痕迹，可见，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发生了以麻和丝绸为主要面料的衣着织品开始代替兽皮和树叶服饰的革命性变化。

    五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已经能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庙底沟文化时期是农耕文化从锄耕农业向耜耕农业的变化时期。庙底沟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锛、石刀、石铲、石镰、石磨盘、石杵、石镞、蚌刀等生产工具和罐、碗、钵、灶、釜、杯、盆、鼎、豆、尖底瓶以及陶纺轮、骨针、骨锥、带锯齿的骨片、骨梳子、牙器等生活用具，说明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已经定型，满足庙底沟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六是刻画符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的肇始。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在陶器上刻画符号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学者们通过对其中的一部分符号进行研究，并将符号与甲骨文—金文—今天的汉字进行对照释读，认为这种符号与汉字之间存在着联系和连续性，不少专家认为它们就是庙底沟人使用的“文字”。

    七是艺术创作已经进入庙底沟人的精神生活。庙底沟文化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彩陶、雕塑以及陶鼓、陶响器、陶埙、陶铃等陶制乐器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精神生活。

    八是出现了人类社会产业的第二次分工。人类第二次社会产业大分工是指原始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庙底沟文化时期，人们活动范围扩大，原来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原始手工业，逐渐与农业分离，产生了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各种手工操作如纺织、制陶、制玉、酿酒、皮革加工等活动逐渐增多，专职的手工业者逐渐增多，手工业从农业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各地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遗址。第二次产业分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促进了城市的出现。

    综上所述，铸鼎原地区的文化已初步具备了考古学文化上古国的文明特征，属于考古学所称的古国阶段。

    三、古国何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挥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铸鼎原古国的命名，是对这个地区多年考古研究成果的肯定，与此同时，也给我们当前和未来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带来了压力和责任。笔者认为，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继续加强对这个古国文化要素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尽可能把古国构成元素找得更多，使其更有说服力。比如祭祀遗迹的寻找和确认等。二是要加强对这些遗址、遗迹的保护力度。这些遗址、遗迹分布零散，且多数处于无保护措施的自然状态，地上地下可能造成干扰甚至破坏的因素很多，要加大对这些重要遗址文化价值、保护意义的宣传，可以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制度，在不影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好这些遗址、遗迹。三是要在发掘、研究和保护好的基础上，选择观赏性、代表性强的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开发和利用，比如建立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以文塑旅，以文兴旅，搞好旅游开发，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