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久昌教授的著作《崤函古道史》面世，是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和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领域的喜事。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裴骃《集解》引《新序》论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238页。]这是比较早地使用“崤函”这一地理标志符号的文例。《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记载：“（董卓）徙天子都长安。”裴松之注引《续汉书》说，司徒杨彪等反对，“（董）卓作色曰：‘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又陇右取材，功夫不难。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宫室官府，盖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176页至第177页。]所谓“崤函之固”“崤函险固”，是提示了“崤函”的交通地理地位的。[“崤函之固”，亦见于《周书》卷一八《王思政传》，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版，第294页；《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第2205页。前者标点为“崤、函之固”。]后来史籍所谓“崤函险涩”[《晋书》卷六一《周馥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1664页。]、“崤函”、“险塞”[《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贵州险塞，孰若崤函？”第2874页。]、“崤函阻凭”[《陈书》卷一《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3月版，第16页。]、“崤函隔绝”[《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8页。]、“崤函之险”[《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唐重》，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13186页。]等等，也都强调了大致同样的意思。

    秦武王三年（前308），曾经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9页。]《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写作：“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车通”字样，表达了抵达“三川”“周室”的交通愿望。甘茂则陈说了秦东进的困难：“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关于所谓“倍数险”，张守节《正义》：“谓函谷及三崤、五谷。”[《史记》，第2311页，第2312页。]所谓“函谷及三崤、五谷”，大略说明了“崤函”交通的“险”。在班固笔下，又称作“函谷、二崤之阻”。[《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335页。]

    李久昌教授著作《崤函古道史》全面考察了这条古代重要交通干线的开通、利用、养护和经营的历史，叙述了相关文化作用和社会影响，在多方面提出了新见。对于线路走向的变迁，进行了细致地探析和说明。就一条古代道路的历史演进进行全景式的描绘和比较具体的考论，《崤函古道史》是并不多见的成功的学术论著。

    这条古代道路联系着长安和洛阳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在汉唐时代，“崤函古道”其实可以看作大一统王朝的生命线。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就此都曾经有所论说。[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1986年5月，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从生态环境视角进行“崤函古道”的考察，拙文《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亦曾尝试。[王子今：《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6期，收入李久昌主编《崤函古道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8月版。]而李久昌《崤函古道史》则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更为周到的考察，更为细致的论述。在第一章“崤函古道发展的基础要素”的第一节，特别就“自然地理与环境特征”有所说明，分析了“地貌特征”、“河流与水文”、“气候特征与植被状况”以及“自然环境对崤函古道交通的影响”多个方面。这样的研究视角，是以往一些交通史学术论著容易忽略的。

    我们说“崤函古道”交通路线堪称汉唐王朝的生命线的说法，可以通过《隋书》卷二《高祖杨坚纪下》“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隋书》卷二五《食货志》“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等记载[《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第39页，第54页，第685页。]，得以深化认识，增益理解。《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时，“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漕运最繁盛时，“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史记》，第1418页，第1436页，第1441页。]“崤函古道”与“河漕”属于同一交通系统。李久昌教授著《崤函古道史》专门讨论了“三门峡黄河漕运”。我们曾经注意过秦“厎柱丞印”封泥所提示可能秦时已经开发“厎柱”“河漕”的信息。[ 王子今：《说秦“厎柱丞印”封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3期。]而李久昌著《崤函古道史》在“秦汉三门峡黄河漕运的兴起”一节的第一部分论及“先秦三门峡黄河漕运的发轫”，将“河漕”史的“发轫”提前到先秦。这当然是关心漕运史与黄河史的朋友们应当认真阅读的。

    《崤函古道史》全书坚持实证原则，重视文献资料、考古收获与实地考察所得的结合，表现出很好的学风。“崤函唐诗之路”一节的论述，亦别开生面。其中“唐代崤函本土诗人与文学世家”部分所给予读者的文学地理知识，是富有特别的文化意义的。

    “崤函古道”于经济史、军事史、行政史、文化史的地位，作者均一一涉及，予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隋唐崤函古道与丝绸之路”一节的设计，也将这段古道历史文化意义的研究予以有积极学术价值的扩展和延伸。所论“隋唐丝绸之路与崤函古道”、“崤函古道沿线的蚕桑丝织业及其西输”、“考古遗迹所见崤函古道沿线的中外文化交流”等主题，均各有深意。所发表的意见，是可以充实有关隋唐丝绸之路史的认识的。

    苏轼的诗有“惊风击面黄沙走，西出崤函脱尘垢”，“十里长亭闻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句。[（宋）苏轼：《送孔郎中赴陕郊》，《施注苏诗》卷一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06页。]麻革写道：“万古津茅据上游，崤函西去接秦头。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金）麻革：《过陕》，（元）房祺辑：《河汾诸老诗集》卷一，《四部丛刊》景元钞本，第4页。]宋祁作品则可见如下诗句：“月枢残白伴征轮，雪岭萧萧久垫巾。此去崤函天设险，古来京洛地多尘。翠含山气犹疑夜，紫动林梢已放春。自笑衰翁应分定，宠光行役两平均。”[（宋）宋祁：《渑池道中》，《景文集》卷一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98页。]古来途经“崤函古道”行走“京洛”，有很多的艰险和辛苦，会体验到“悲风”“落日”的冷漠。但是也会有目中“秀色”、心底“宠光”，“紫动林梢已放春”的欢快感觉。李久昌教授的“崤函古道史”研究，或许也有多年辛劳之后，终于完成厚重成果，将“春”“林”“花柳”捧送学界的欣喜。

    谨此致贺《崤函古道史》面世。也预祝李久昌教授继续努力，获得更多优秀的学术成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