崤函古道主要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由东向西是穿越豫西山地、进入渭河谷地的主要交通路线，其所连接的东部是华北平原伊洛河盆地，西部是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关中平原。由于地势西高东低，由崤函古道西进，是中国地势三级阶梯中从第三阶梯迈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西部海拔1500—2000米，是河南省地势最高的地方；东部海拔仅为100—500米，地势平缓，河谷开阔，地势落差有1000米左右，地貎条件非常复杂。由晚更新世以来形成的隆起、侵蚀（山地、高原）、沉降、堆积（盆地、平原），构成了大面积的黄土地貌和一部分石质中、低山地。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丛集于豫西，绵延起伏，面积广大。这样复杂的地貌条件，为交通发展带来不便，其中道路多沿河流走向延伸，而黄河在此流域面积最大。黄河自晋陕峡谷而下，本为北向南流，至潼关附近，受秦岭阻挡，向东急转，形成90度大折转，冲向东方，在崤山和中条山之间，冲开黄土峡谷，形成东西向流路。河道北岸狭窄，交通不便，南岸地面广阔，自然形成大道。这条道路也就成为联系西部关中平原与东部伊洛河平原最便捷的通道，道路笔直，构成崤函古道的主体线路。

    从历史交通地理的角度来看，没有哪条古道的地位能够超越崤函古道。它前后延续了近五千年，从远古人类活动遗迹，至彩陶文化的传播，都可见证这条古道在人类文明传播史上的作用与效力。西周时期，正因崤函古道的兴修与拓展，才支持了周王朝东西两京制度的建立。两京制度的形成与崤函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互为表里，又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创新的源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崤函古道承担了由丝绸之路西部起点长安延伸进入洛阳的重任。随着东汉刘秀定都洛阳，丝路起点东移至洛阳，崤函古道又成为由丝绸之路东部起点洛阳通往西域、罗马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这一时期崤函古道的地位更加突出，由原来的境内通道，发展成为国际丝绸之路起始段的重要路段，留下一系列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几乎贯穿崤函地区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全过程。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沿崤函古道一线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地标沿崤函古道东西延展，历经千载而不朽。

    从华夏文明形成的历史来看，崤函古道串联起远古炎黄部落的历史，打通了华夏民族的形成之路。具有标志意义的庙底沟文化呈现出与炎黄部落活动的时代与地域的一致性，并且在诸多历史文献当中得到验证。如学者考证多认同文献所记黄帝铸鼎原位于灵宝阳平，近年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铸鼎原一带是庙底沟文化的中心区域。在铸鼎原周围300平方华里的范围内，分布有48处仰韶文化遗址，80%属于庙底沟文化，该地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数量最多、遗址等级最全、文化年代最集中的聚落遗址群，这里也是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

    从历史文化地理上看，崤函古道是中国最早文化区域划分的界标。有了崤山与函谷关，才有了关东、关西的地理划分，这一地理划分在秦汉时期影响深远，是关中本位政策影响之下所形成的政治地理格局。正因为秦汉立国关中，崤山、函谷一线才成为拱卫关中最重要的防线，也成为防止关东军事力量西侵最稳固的屏障。无论从秦函谷关到汉（新）函谷关，再到东汉以后发展起来的潼关，不管关址如何移动，始终不离崤山，因而崤函并称，关中成为国之命脉所在，关东则成为关中政治中心的经济来源。基于此又形成影响一时的文化地理区划，班固在《汉书》中屡次提到 “关东（山东）出相，关西（山西）出将”，成为文化地理学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地域人群特征的体现。

    从历史经济地理上来讲，崤函古道是中古以前沟通中原地区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区——关中渭河盆地与伊洛河盆地的纽带与桥梁，这两大经济区分别以长安、洛阳为其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所在地。自西周初年，周公创立丰镐和洛邑东西两京制度，直至10世纪初的北宋，只要国家不陷入分裂，历代建都基本上是长安、洛阳轮流作为全国政治中心，都城所在地。除去作为陪都时代，二大都城都历时13朝，历史悠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古都。

    基于此，为这一古道撰写一部历史长卷，十分必要。李久昌教授长期从事隋唐两京制度研究，撰写有《两京与两京之间历史地理研究》。由于身在三门峡市，对于崤函古道进行过多年的考察与研究。10余年前他就出版了《崤函古道研究》一书，这部著作全面收集了学界相关研究论文，为崤函古道研究之集大成者。之后又主编出版了《三门峡地区考古集成》《三门峡仰韶文化研究》《虢史与虢文化研究》，这些内容都是围绕崤函古道展开，从考古、历史与文献等多个方向收集、整理前人相关成果。在今天看来，作者都是在为《崤函古道史》研究积累素材，也能看出作者关注这一选题已非短时之事。十年磨一剑，有这样的用心，才有今天这部巨制《崤函古道史》的产出。总结《崤函古道史》一书的贡献，至少应有以下三点：

    第一，将古道作为一个文明走廊来研究，立意高远。从通篇内容的编排不难看出，该书不仅只就崤函古道而谈道路，事实上，道路的复原只是串联起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从考古学时期的彩陶之路，到打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再到近代以来铁路、公路对古道的传承与延续。道路系统的形成与开拓都与文明发展相始终。从物质层面看，这条古道是一条或数条道路，以及沿途文化遗产的保留；从文明发展的层面来审视，这条古道串起了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恰恰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中间有文明传递、战争风云、经济往还、诗词景观、民族迁徙、宗教传播等，其复杂程度非一般道路可比，也是崤函古道之所以为历代王朝所重视的根本原因。

    第二，重视早期崤函古道形成的溯源研究。利用考古、史前文献复原早期崤函古道，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交流、裴李岗时期崤函地区的文化交流、仰韶文化在崤函地区分布、庙底沟文化传播与彩陶之路、崤函地区的炎黄传说与炎黄族群的迁徙融合之路、龙山时代豫晋陕间的文化交流及通道、夏商时期崤函古道的初创、尧舜传说与崤函地区交通发展的信息等。通过以上考古学与文献互证，将崤函古道的历史向上延伸，突显了这条路线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三，注重对崤函古道内涵的挖掘，特别是针对中古时期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道路系统与文化研究。周秦汉唐是崤函古道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水陆交通成熟、文化交流最为繁忙的阶段，崤函古道联系两京，居首都核心区，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崤函古道既是联系两京的经济走廊，也是文化传递的枢纽，还是各种制度、政策形成与发布的中心。作者一方面复原了这一时期作为漕运体系的崤函古道的道路系统，同时又梳理出佛教东传路线、唐诗之路，以及这一时期“关中本位”战略条件下，函谷关与关中区域的变迁。

    由于作者立意不局限于古道本身，故在写作过程中也没有受到崤函古道的限制，将一部道路交通史写成了纵横捭阖的区域文明史，让我们对崤函古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李久昌教授与我同出一门，知我了解其工作初衷，且我近年也在做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架构。2020年，还专门陪我考察崤函古道，一路介绍，对道路遗迹如数家珍，不时流露出对古道研究的心得与见识，也谈到他正在撰写的这部书稿。我虽对这一路段未作研究，但听其言，观其著，亦心向往之。年前大作终于杀青，特打来电话，嘱我先行一阅，希望能够说上几句。承其厚意，实难推辞，故不揣浅陋，勉为此序，荐为同道赏读。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市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