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一种类型。因首先发现、发掘于三门峡市区的庙底沟遗址而得名，距今6000～5300年，其下限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中华文明的起始年代。经过多年研究，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明史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至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考古学上的庙底沟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可称为“庙底沟文明”。也有专家认为，如果从近年来的一系列新发现入手，结合以往资料，全面审视庙底沟文化，从聚落考古层面入手，考察庙底沟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可以确立中国文明起源的初期形态；从大型居住址和高等级墓葬，可以论证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从庙底沟文化联系到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可联想到早期中国的架构；从距今6000年前后的生态环境，可探查庙底沟文化发展的环境支撑系统。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在强调庙底沟文化的重要性时，完全可以将它所代表的阶段作为一个“时代”来看待。有专家考察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典型鱼纹、简体鱼纹、叶片纹、双瓣式花瓣纹、四瓣式花瓣纹、多瓣式花瓣纹、圆盘形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的分布，了解各类纹饰分布的范围，将各类纹饰分布范围叠加起来，获得了一张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的整体区域图。这张分布图覆盖的范围，向东临近海滨，往南过了长江，向西到达青海东部，往北则抵达塞北。从中可以看出，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至这样大的一个区域，意味着这个区域就是后来中国早期历史演进的最核心区域，标示着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大范围文化认同。彩陶的传播是一种文化趋同的过程，文化趋同的结果，是主体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民族大融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西方世界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是“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也就是说，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奠基，此时正是庙沟文化时期。多年来庙底沟文化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社会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居住定居化。从游牧到定居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反映出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三门峡的几个庙底沟时期文化遗址来看，都有大型壕沟相围的氏族聚落遗址，房子多是半地穴式和地面平房式。郑州的大河村遗址，还发现了套房。南阳淅川的下王岗遗址还发现了由单内间、双内间和单间组成的总长约80米的长排房。这些聚落和房子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居住方式已经出现了定居的村落方式和家庭方式。

    出现了公共墓地。公共墓地制度是一种需要经过规划才能确定的丧葬制度。从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西坡遗址，陕西的元君庙遗址、杨官寨遗址的公共墓地发掘情况来看，这些墓地有的葬人几十个，有的达数百个；有的为一次葬，但多数属于二次葬。无论是墓葬大小还是随葬品多少，均反映出当时的一种公共行为。

    有比较合理的饮食结构。针对发掘出土的遗迹分析，可以看出庙底沟文化时期人们已经有了比较合理的饮食结构。这个时期的粮食以粟、黍、稻（稻占少数）为主食，肉类以猪肉和鱼肉为主，蔬菜有芥菜、白菜等，水果主要有核桃、山楂、桃、柿子、枣、杏等，还有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小麦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这说明庙底沟时期人们以驯养的农作物和家养的牲畜类为主食，辅助以狩猎和采摘为主的各种食物构成了庙底沟人的食材来源。

    服饰的革命性变化。服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民间传说中有关于黄帝的妻子嫘祖种桑养蚕织丝的传说。不少专家认为，黄帝所处的时代属于考古学上的庙底沟文化时期。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半枚经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壳；之后，灵宝的城烟遗址发现了一枚石雕蚕茧形象；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的人骨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痕迹；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郑州地区的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了丝绸实物；晋南的芮城、夏县和闻喜等地也先后发掘出土了一批与蚕有关的遗物……由此可见，我国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恰与嫘祖传说的时代不谋而合，且种桑养蚕缫丝已成为那个时代先民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灵宝的西坡遗址还发现了很多麻制品的痕迹。可见，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发生了以麻和丝绸为主要面料的衣着织品开始代替兽皮和树叶服饰的革命性变化。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已能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庙底沟文化时期是农耕文化从锄耕农业向耜耕农业的变化时期。在庙底沟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刀、石铲、石镰等生产工具和罐、碗、钵、盆、鼎、豆、尖底瓶以及陶纺轮、骨针、骨锥、带锯齿的骨片、骨梳、牙器等生活用具，说明这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都已经定型成套，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满足了庙底沟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刻画符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的肇始。刻画符号是在考古出土的陶器上刻画的一种线性符号。在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都有发现，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青海柳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刻画符号。而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在陶器上刻画符号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学者们通过对其中一部分符号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将符号与甲骨文、金文、今天的汉字进行对照释读，认为这种符号与汉字之间存在着联系和连续性，不少专家认为，它们就是当时庙底沟人使用的“文字”。

    艺术创作已进入庙底沟人的精神生活。庙底沟文化时期，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达到了整个仰韶文化时期的最高峰，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一是彩陶。如前所述，彩陶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得到了空前的传播。无论其传播的地域广度，还是其式样的丰富程度，都达到了高峰。彩陶像一面旗帜，飘扬在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和影响区域，被称为史前文化的“一次艺术浪潮”。二是雕塑。如著名的河南汝州阎村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陶缸、陕西华县太平庄遗址出土的陶鹰雕塑、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形陶瓶等。三是音乐。出现了陶鼓、陶响器、陶埙、陶铃等很多以打击和吹奏为主的陶制乐器。四是舞蹈。如青海大通孙家寨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堪称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类型彩陶艺术的杰作。

    出现了人类社会产业的第二次大分工。人类的第二次社会产业大分工是指原始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庙底沟文化时期，由于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一个人不可能承担所有的生产活动，一些生产活动必须分别由专人来承担。于是，原来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原始手工业，逐渐与农业分离，产生了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除了谷物种植外，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活动的丰富，各种手工操作，如纺织、制陶、制玉、酿酒、皮革加工等活动逐渐增多，专职的手工业者逐渐增多，手工业从农业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近几年发掘的南阳西南部的黄山遗址，发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玉器加工作坊，属于庙底沟文化晚期的“前坊后居”性质的房址，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上，规划整齐、体量宏大，结构复杂，保存之好国内罕见。其出土的玉石料中，砂岩质的制玉石工具2.3万余件，另有玉器116件、独山玉半成品或废品500余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还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与少量玉器原地保存。根据鉴定，这些玉材主要为独山玉，玉器种类丰富，数量惊人，堪称史前大型玉石的生产基地。此外，在各地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遗址。第二次产业分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促进了城市的出现。

    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化。从聚落遗址的规模看，有50万平方米以上甚至100多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30至4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10至29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10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从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多少及优劣看，有大型且随葬品多而贵重（如玉器、雕塑等）的大墓，也有随葬品少且普通（如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的中型墓，还有无随葬品的小型墓，这些均反映出当时社会已经出现阶级分化。

    出现了王权和古国。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关于古国时代，又分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概念。他指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这个时段，正是庙底沟文化发展成熟期。在灵宝西坡遗址的第6次发掘中，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大型房基、大型墓葬等遗迹，特别是带有王权性质的玉钺的发现，更加彰显了庙底沟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郑州巩义的双槐树遗址，属于庙底沟晚期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最早的“宫殿”、最早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等诸多“中国之最”，使众多专家学者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

    综上所述，从诸多遗址表现出的文明元素分析，庙底沟文化已初步具备了考古学文化最初的文明特征，可以称为“庙底沟文明”。庙底沟文明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明。据此，国家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原主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先生认为：“在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中，以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满天星斗中最耀眼的恒星。最早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从三门峡地区走出去的。”（本文参阅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院赵春青的有关资料）